光绪年间两个举人的日记 光绪年间举人什么官职( 四 )


大鹏这一年的日记也记录了自己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会试见闻和自己游历的感想 。比如三月十四日(4月4日)的日记里有一条:“会试场与乡试场之称呼不同 , 乡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先生’ , 会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老爷’ 。”其他几天的日记记录了各场试题、各省取中进士名数等 。三月十六日(4月6日)会试结束 , 大鹏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话:“卷已全完纳都堂以献春官 , 中与不中亦惟听诸天命而已 。”会试结束 , 发榜之后 , 三月二十九日(4月19日)大鹏拟和两位同年游天津 , 日记中说:“以开眼界 , 盖因永定门外新修铁路 , 火车已行 , 甚觉方便也 。”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 , 大鹏与同年游天津6天后 , 在日记里写道:“浅陋耳目颇觉扩充矣 。”这些也说明大鹏不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 , 也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 , 愿意开阔自己眼界的——当然这也得是在他的“认知图式”所能容纳的范围或“格式”里 。
顺带说一下 , 大鹏日记自光绪二十年春至光绪二十四年 , 均无片言只字说及《盛世危言》一书 。据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向光绪皇帝推荐这部书 , 光绪帝读后加朱批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 , 分发给臣属阅读 。盛宣怀后来写给郑观应的书信里也说到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这件事 。但这几年的大鹏日记里未见有关于这部书的信息 , 或者也可以推测 , 郑观应的这部著作在当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所起的影响也不一定有太大?
◎《退想斋日记》刘大鹏著 , 乔志强标注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0
杨宜治之死大鹏的日记 , 于经济民生世风学风均有记载 。而就在这一年 , 光绪二十四年的六月 , 已在这一年三月升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总办章京(职衔四品至三品不等 , 仍然是司局级)的杨宜治病逝了 。关于他病逝的原因 , 他的家乡渠县民初纂修的《渠县志》说是“外交益亟 , 宜治竟以忧愤国事不起”(转引自李文杰《总理衙门章京的日常生活与仕宦生涯》) 。家乡人为这位在外做了大官的“乡贤”作了很正面的解说:宜治忧国忧民而至病故 。
这个乡亲们给的解说一般看看也可以场面说得过去 。但杨宜治总署里的上司不这么看 。张荫桓 , 当时就是杨宜治的上级领导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大臣 。中华书局2015年1月出版任青等整理的《张荫桓日记》 , 张荫桓日记里有另外的解说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的日记里张荫桓写道:“叔平曾言虞裳要上堂办事 , 又屡漂通副、常正、宗丞(四)【三?】缺 , 其病愈不能解 。”叔平 , 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的字 , 翁同龢这一年的四月免总理衙门大臣职 。虞裳 , 杨宜治的字 。“上堂办事” , 即由章京升任大臣 , 由司局级干部升任省部级领导 。“通副、常正、宗丞”即通政使司副使、太常寺卿、宗人府丞 , 都是省部级领导 。“漂” , 即落空 。张荫桓这段话举了通副等3个职位 , 不知道为何写了“四缺”而不是“三缺” 。张荫桓这段话意思是杨宜治想从司局级干部升任省部级领导 , 屡屡落空 。因为这样 , 所以杨宜治的病就愈发不能好转了 。这哪里是忧愤国事 , 简直就是因为个人不能从司局级干部升到省部级领导而心中郁结以致病情加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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