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用的观念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社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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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员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当生活陷入僵局，无所事事竟成了一种自我成就的有效方式。在《什么都想做，什么都不想做》（Not Working）一书中，伦敦大学文学教授、精神分析学家乔西·科恩（Josh Cohen）将不工作的人（inertia）分为四个类型：倦怠者（burnout）、懒虫（slob）、白日梦想家（daydreamer）以及游手好闲者（slacker）。
倦怠者开始被盲目的冲动驱使去行动，却猝不及防地脱轨，沉入地底，在日本属于蛰居一族。懒虫活跃在我们熟悉的儿童动画片里，他们是史努比、加菲猫，公开好吃懒做，恬不知耻地拒绝工作。与受到地心重力拉扯的前两者相比，白日梦想家和游手好闲者更有脱离重力、超越现实的冲动——白日梦想家锁上了房门，拒绝响应社会现实；游手好闲者从规律的生活中退出，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这四类人各有其特质，彼此也有重叠的部分，但都证实了从“永动的惯性”中停下来的意义。
将疲倦作为起点【必须有用的观念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社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被视为倦怠者的蛰居族或许能让我们重视当下社会与文化的顽疾，作者引用斋藤环《蛰居族》的观点认为，蛰居是对个体差异和个人异见遭到抑制的沉默抗议和绝望表达。人们借由蛰居族展开反思：当下的社会是否要将所有人都变成蛰居族呢？虽然大多数人的症状没有那么极端，但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与蛰居族深有共鸣的秘密角落。
人们一方面对坐享其成的懒虫感到懊恼，另一方面又让许多懒虫成为了经典文学人物：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书写了一位常年躺在被窝里、将自己裹成一团茧的特殊人物，他拒绝朋友起床拥抱生活的建议，将躺着当做人生的正常状态。长卧于床的奥勃洛莫夫也成为了“躺平派”著名代表人物。为躺平辩护的贝恩德·布伦纳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奥勃洛莫夫——他怠惰乃至多余，但因怪癖使人尚存一丝同情。
狄德罗笔下的拉摩是另一位著名懒虫。在小说《拉摩的侄儿》中，拉摩秉持快乐至上原则，而非刻苦忍受、自责自省，他无耻宣称想要吃珍馐佳肴，睡弹簧软床，通向生命的平静终点。
白日梦想家看似生活的逃兵，却极具创造力，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的具有无限可能的现实。美国诗人艾米莉·迪金森退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并不是退缩到无精打采的休止状态中，而是以隐居来超越尘世的种种法则传统。
至于游手好闲者，他们冷漠、多疑，遵从自我的节奏，拒绝行动和明确的目标，从而得以保留自己的个性。在抵制教条和信仰狂热时、在对社交媒体的意见领袖保持谨慎时，冷漠和多疑都成为了美德。乔西·科恩本人即是游手好闲者其中一员。读博士时，他曾因缺少目标、无所事事而神思迷茫，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好奇心与固定的工作安排并不协调，工作效率并不是靠自律鞭策出来的，而是由无纪律激发出来的，所以他并不应该为浪费时间与金钱而焦虑。
“我读书、思考、写作，有时是心血来潮，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利用一刻钟的茶歇时间，有时是放空一周后自然而然的成果。”在努力与任其自然之间，科恩选择后者。他认为努力反而会限制创造力的发展，“我们努力认真的观察、倾听和思考模式几乎不可能把我们带到未知之地。” 这或许与也长期处于愤怒倦怠、等待灵感降临的杰夫·戴尔有共通之处——戴尔称，事后想起来那些伟大的时刻，都是对无所事事的日子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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