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 二 )

金理的报告题目是《如果将新文化运动研究想象为一种“地域史”》。他从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谈起，该书注重“文化的交错互动” ，全球史取向鲜明可见，关注旅行与跨国，并将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推到晚明思潮，与晚清一起形塑了早期现代的图景。在这样的历史图景之下，应该如何调和众声喧哗与感时忧国，如何调和消费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呢？季剑青书中的文章《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认为，中国的现代并非早期现代文学的发展，早期现代文学是消费性的，而现代文学是生产性的。复旦的师长也提出过相近思路，如陈思和从先锋与常态的角度谈论“五四”新文学，李振声则将现代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晚清的思想及学术运动而非晚清文学。金理注意到，袁一丹将新文化运动溶解为未定型的新名词，把“鱼”重新置于“水”里，置身于历史现场，对新文化运动的对手方和地方势力都有关注。新文化的内部也有异质性，有的被放逐到了边缘地带，比如刘半农与《何典》的事例就呈现出新文化运动自我排斥和压抑的面向。袁一丹的研究当中有一种“余味” ，这和知识周密、考据严谨都不同，读者总能够通过阅读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中个人挣扎的同情。这其实就是人文关怀。金理借鉴鲁西奇的观点，将所谓“地域史”视作一种区别于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方法，它强调必须在本地与外部、局内观察者与局外观察者之间不断移动。而季剑青和袁一丹两位的学科出身和学术自觉，使他们获得了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灵活立场。比如，季剑青之所以坚守“早期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无法混同，显然是要认领“五四”新文学那个无法被解构的内核、或者说质的规定性；而袁一丹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恰恰是为了“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 。这份理解与体贴，甚至包含着一种后来者不敢辞其责的担当。故而这两位的论著既是将“五四”对象化，将“新文化运动”问题化；但又绝不同于来自外部的批判者。而新文化传统能够不断地内生出像季剑青和袁一丹这样“强力的对话者” ，反过来也证明这个传统是一个既不乏内在紧张感又具有韧性和回旋空间的、“活的传统” 。
徐佳贵做了题为《聚焦于北大与〈新青年〉之外的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报告。报告从定义问题切入，比如“五四”的定义，既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这在学术上可以做出明显的区隔。五四运动本身可以被认为外交政治性质的，也可以被认为是思想文化性质的，这种诠释上的巨大弹性，在民国以日期标示的“运动”序列中，是五四运动相对五卅、一二·九运动等的特殊性所在，而在近代史重大节点的序列中，也是五四运动相对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的特殊性所在。为什么会如此？这关系到在五四运动的现场，外交、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是如何有所区别而又互相纠缠的，而只关注北大和《新青年》，难以完满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多歧定义也是这样。今天学者已经指出，我们也需要关注研究系、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和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的作用。这就包括以下这样的认识，即回归历史现场的旨趣，要求研究者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理解为新文化之“名”和某些“实”发生关联的过程，为此，除却北大与《新青年》的五四“前史” ，还应广泛考察研究系、国民党、江苏省教育会或其他地域、势力的五四“前史” ，各方面的“来龙”与“去脉” ，以及相应的能动性都值得论述，而不宜满足于“北大是太阳而其他地方只配沐浴阳光”的基本图式。如1919年上半年还在江苏省教育会的蒋梦麟，对当时新风新潮的描述就不是“阳光普照”式的，而是呈现为“水流”的图式，其源头是北大，沿着东南沿海流下来，上海等东南地区可以扮演枢纽的作用——好比武汉不是长江源头，但却是长江上的枢纽。另外，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新文化运动可能另有重点，比如可能跟地方自治密切关联在一起。照这样看，五四新文化的来龙与去脉都应该是多线的，北大和《新青年》之外的研究不应该满足于在既有的画面格局上填补空白，从而强化既有的叙述模式，而是应该借以反思现有的模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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