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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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2021年12月18日， “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工作坊在中间美术馆顺利举办。本次工作坊在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和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两本新书出版的基础上，围绕近年五四新文化研究的新思路与新动向进行研讨。与会嘉宾有：王东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宋声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季剑青（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孟庆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先欣（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此外，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出席了工作坊的圆桌讨论。
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致欢迎辞。李浴洋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主旨。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五四新文化的研究积累了诸多新的成果，甚至形成了某种新的范式。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和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出版，体现出新一代学人与新文化运动对话的努力。新文化作为一种“活的传统” ，真正的意义是对晚清以降的中国与世界的无往不在的介入。工作坊主题中的“射程”二字，表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过去、当下、未来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这次对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研究进行的探讨，嘉宾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希望能够带来新的学术方向感和历史认识的可能性。
与会学者合影
第一单元由王东杰主持。高波做了题为《新文化的历史纵深》的报告。他认为“射程”这个词点出了新文化运动既传统又现代的特征。“射”的方面，新文化运动有两面性，既有发箭者，亦有受箭方，运动发生时受箭的是士大夫，而近十年新文化和五四也已是箭靶了，被射得遍体鳞伤。“程”的方面，季剑青试图将新文化运动放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同时也关注空间尺度问题；袁一丹则更注重新文化运动指向当下的这一面。季剑青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讨论的是近代和早期现代的问题，历史学也有近代和现代的端点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的端点从五四运动向辛亥革命的移动，这不仅是个学术过程，背后也有很强的思想与政治因素。辛亥革命是站在晚清的延长线上的，而清末革命的底色是复古运动，主张回向明清之际；“五四”则决意与过去告别。以上是结构方面，从个人生命史来看，从五四到1923年、1923年到九一八、九一八到抗战，这三个阶段大体也是五四青年成长为五四中年的过程。袁一丹由硕士阶段对五四新文化的研究转到博士阶段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正面对着这一五四青年变为五四中年的问题。个人和时代的中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成熟还是衰败？这是个问题。袁一丹的书里提到中年胡适以“逼上梁山”解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强调文学革命的偶然性，主张这是少数几个人的选择，这个解释偏离了胡适青年时期的看法，那时他主张的还是社会不朽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当事人，中年胡适改变了对运动本身的解释，也是改变了对青年胡适的看法，这一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既是个人性的，也透露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时代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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